51岁的西安市民李建利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但是现在，他只能在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里僵直地躺着。
李建利的左腿和左臂开始恢复部分活动能力，但身体的整个右侧却麻木瘫软，右腿只能迟缓地蜷缩，右臂和右手则完全不听使唤，除此之外，他的语言能力也受损严重，一次仅能说出一两个字的短语，比如“谢谢”、“饿”。
西安市中心医院对李建利做出的诊断为，开放性颅脑损伤(重型)。
幸运的是，在重症监护三天之后，他的意识基本清醒过来，一想到自己在9月15日的遭遇，眼眶便红了，无声地流出泪来，左手不太灵活地擦拭着。
那天下午3点30分，他被人用一把U形钢锁重击头部，在头顶偏左的位置，颅骨被砸穿，当即倒地昏迷，浓稠的血与脑浆不断涌出，很快，嘴里也开始吐出血沫。
当晚8点30分左右，医生为李建利进行了颅脑手术，11点30分手术完成，随后进入重症监护，脱离生命危险后，18日转入普通病房。
李建利遭此厄运，只是因为他开着一辆日系车。
■“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，别砸行不行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，以后不买日本车了，好不好。”
这几天，李建利夫妇俩正忙着帮大儿子李斌装修婚房，李斌今年26岁，计划明年结婚，赶在入冬之前把房子装好，时间正合适。老两口还有一个24岁的二儿子，也有了女朋友。
15日一早，李建利开他的丰田卡罗拉，带着妻子、大儿子和准儿媳，赶到北郊的建材市场选装修材料，下午往回走，车子开到环城西路北段，遇到了反日示威的人群。
按照以往西安反日示威活动的规律，他们原本以为，城墙外应该是安全的，示威抗议通常在城内进行，打砸日系车的情况也只是零星出现。但这次不同，从北向南开着开着，车子就陷入了密集的人流，他们想倒车，然后拐进小路，但已经是不可能了。
李建利的妻子王女士发现，前面似乎有十几个人在砸车。很快，砸车的人群便来到了眼前，这些人手里拿着棍棒、砖块、钢锁，情绪亢奋，开始对卡罗拉动手。
“我们下了车，在两边站着，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。”王女士一个劲地跟周围的人说着好话，“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，别砸行不行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，以后不买日本车了，好不好。”
努力讨饶着，车子另一边出了状况，王女士回头一看，丈夫倒在车头前，头顶血流如注，她马上扑过去，扶起丈夫的头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顿时大脑一片空白，痛哭起来。
■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交警跑过来，坐到副驾驶的位置，说，“打开双闪，我帮你们开道”，同时联络其他警察赶快疏通道路。
对两旁密集的示威者和围观者来说，这一变故也超出了想象。十几个砸车人继续去寻找新的目标，一些围观者在拍照，有人建议打120，有好心人递来一卷卫生纸，王女士拿着它摁在丈夫的头顶，但血浆仍然不断地流，很快染红了一片地面。
一名红衣男青年跑过来，提醒王女士，就算打120，救护车也开不过来，赶快到对面拦车，送伤者去医院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
环城西路的内环车道尚且畅通，男青年、王女士、李斌三人抬着李建利来到马路对面，恰好有辆空驶出租车经过，男青年拦住车，用吼的方式问司机：“拉不拉？”
司机看着他们和满头是血的伤者，愣了几秒钟，一点头：“拉。”
李建利横躺在后座，王女士捂着伤口，出租车匆忙出发。可是，只前进了500多米，路上的人又多了起来，出租司机把头探出窗外，高声向正在城门外执勤的警察求援，一位二十多岁的莲湖支队交警跑过来，坐到副驾驶的位置，说，“打开双闪，我帮你们开道”，同时联络其他警察赶快疏通道路。
出租车开到医院急诊处，王女士在满是鲜血的提包里找钞票付车费，司机急了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救人要紧，车钱不要了。”
“挺对不住那个司机的。”王女士在病床旁边念叨了好几次，“车后座都是血，司机得清理好一阵子吧，给人家添了多大的麻烦。”
好心人帮助让王女士感动，这也是留在她内心的一点慰藉，但行凶者和打砸者的行为却让她困惑，“他们为什么对自己人动手”，王女士想了好几天，还是想不通。
■韩宠光的态度是，如果示威会导致打砸，那他愿意放弃。
韩宠光今年31岁，河北邯郸人，在西安的一家机电广场租了摊位，做五金生意。9月15日那天中午，姐姐告诉他，公安局打电话找他。
在公安局，韩宠光不但看到了公安系统的相关人士，还看到了机电广场的经理，甚至他们所在街道的负责人，其实，这次会见很简单，韩宠光在日本宣布计划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当天，得到机电广场数百商家的签名，向公安局申请9月18日抗议示威，公安局的相关人士希望他放弃这次示威申请，因为从15日的反日示威情况看，个别人借机打砸，出现了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变化。
韩宠光的态度是，如果示威会导致打砸，那他愿意放弃。
从公安局出来，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，道路上示威和围观的人很多，很快，身着红衣的韩宠光发现，情况果然出现了混乱，个别人似乎不是来抗议，而是专门来发泄、破坏的，不断有日系车被砸，甚至一些参与砸车的人还会“总结经验”，比如，要集中力量砸同一辆车，不要分散。
